燕子胡同是北京少有的几个还未改造的片区之一，低矮的平房在高楼林立的大厦之间，愈发显得矮小与破旧。王桂碧的家就在燕子胡同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那是两间厢房，她的丈夫——一位含着旱烟袋，弓腰驼背的小老头儿，他正坐在厢房的门边，耷拉着脑袋，一边吸着旱烟一边回着向东林的问话。他叫曾元庆，大约五十岁，原是某国有企业职工，因企业效益不好，几年前便病退回家，靠摆烟摊过活。布满褶皱的脸，露出惊恐与无奈。老婆的死，与其说他很悲痛，倒不如说他很恐惧更为贴切。

他对东林说：“我早知道这个钱不好拿，没想到这么快报应就上身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会拿这个钱？”东林问。

“前天夜里吧，”他指着马克扬，“我老婆说，只要将他去旅社的时间向公安说早一小时，就可以拿两万块钱，说几句话就是两万块呀！而且人家已经给了一万，这样的好事哪儿去找？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想要她退掉，可是我小女儿刚考上大学，正愁钱呢……”

马克扬插话：“这不是害人吗？”

“哎呀，我说大兄弟，”暴烟老头儿振振有辞，他竟然理直气壮，“这年头害个把人算啥？你看咱们厂，当官的有车有房，连别墅都住上了。再看看我们这帮老兄弟，为企业献青春献身体，大半生都献进去了，到头来，连这两间破厢房还要倒不倒，厂里还有众多职工，辛辛苦苦干一月，连工资都拿不上，这才害一个人？几千职工啊，上有老下有小……”

“扯远了，”东林打断他，“你就说这钱，是谁给她的？”

“是她社里的王经理。”老头吸吧着旱烟，“前晚，我两合计了一晚，这钱要不要拿，不拿，她多半又要失去工作，现在的经理辞退个人不比打发个要饭的还简单？可我们的生活咋办？不为自己作想还不为女儿作想？我们可不愿她再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