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念书的时候，不同国籍的男朋友多，不算稀奇，但是回来做事，身边仍然跟著英美法苏四大洲的男人，就不算是那么好笑的事了。

我知道他们背後说得难听之极，叫我的办公室为「国际营」，我就名正言顺的做了国际女郎。虽然自问清白，而且性格开朗，也为这件事烦恼不已。

妈妈很为我抱不平。

她常常在亲友面前解释：「……也许性格明快，回儿的外国朋友特别多，其实他们之间很平常。」

我往往阻止她，「算了，妈妈，越描越黑，随别人怎麽说，别去理他们。」

「有些事是不能太大方的。」妈妈说：「你不澄清，人家的话就多。」

「你越澄清，人家的话更多。」我提醒她。

妈妈气，「我同他们打官司。」她说：「管他们的嘴。」

「官吃饱饭没事做，还理这些琐事？人家担心香港前途问题还来不及，你为芝麻绿豆的事儿烦恼。」

「回儿，可不可以转一份工作？」

「我就快要升级了，而且就在这一两个月间公布，你叫我在这个时候转什麽工作？

「-避一避那些外国人。」

「避不开的，香港高度华洋杂处，每间公司都有外国人。」

「你别跟他们太亲热。」

「在同一机构内工作，大家兄弟姐妹一般，难道板著面孔做人不成？」

「你就是笑得太多！」

「妈妈，你别先入我罪，我有我做人的自由。」

「就是太自由了，你不知道外头的人说得多难听。」

「外头的人？我又看不见，我又听不到，管它呢。」你不管我还得管。」

「妈妈，我劝你同那些长舌妇少来往。」

妈妈真可爱，「我自己亦是个长舌妇，我不同她们来往，同谁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