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嘉露念的是法律，转眼便认识一洋人，自称是记者兼摄影师，傲慢得不得了！没到一个月便拿枝牙刷搬进去与嘉露同居，衣食住行全由二伯伯负担。

这还不止，这家伙动不动侮辱人，一见我们去探嘉露，便问：“都是表姐妹吗？啧啧啧，”一边讪笑，“你们中国人表兄弟堂姐妹算算真多，今天嘉露可得花钱喂你们。”

我忍不住拉开大门叫他滚，他有办法，别靠中国女子吃饭。

事后嘉露还怪我。

这么多坏经验加在一起，受不了。

后来也有人告诉我，不少华籍妇女嫁洋人都能得到幸福，始终我不肯相信。

毕业后回来找第一份工作，进外国洋行做经理助理，与我同级但已做了三年的一个洋汉叫爱伦，说什么都不服气，要欺侮我，女秘书在打我草拟的信，他都要把信自打字机轮盘下抽出来，同我“研究”措辞。

我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他认为他是英国人，是以英文一定比中国人好。

但我不是这么想，我说：“我是伦敦大学的硕士，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中学生，只考过a级试，所以按照英国人规定的教育程度来说，我有资格改你的稿，你没有资格动我的稿，且你又不是我上司。”

他当下是被我难倒，出不了声。

见他的大头鬼，英国人说不好英文的不知有多少，英国难道没有乞丐，不要唬人了。

但自此我与他不和，貌合神离一年，我辞职他去，找到现在这一份工作。

外国人的小苦我是吃过的，是以杜维治的灿烂金发并没使我的态度缓和下来。

直至半年之后，我们为业务上的事混得非常熟，才开始第一次非正式约会。

我与他虽然坐一起喝茶，当中的距离足有万载玄冰那么宽，他欲想消除我们间的隔膜，怕真得要下一番功夫。

他与我说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