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深秋的下午，有点徐意，我发觉布朗太太病得已经很厉害了，两眼深陷，面色很差，

但看见我还是殷殷的招呼，像一只老去的蝴蝶，扑来扑去，为我张罗吃的喝的。我很不忍，将她推进房里休息。

我与华伦泰坐在狭小的厅中，良久没有对白。

隔了许久，华伦泰漠然的说：“母亲一去，我跟英国那边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什么──”

“母亲的病是不会好的了。”她说。

“以前你没提起过。”

“提看也没用。”她坚强而苦涩地笑。

我感动地握着她的手。

“她很想念你，她希望我同你走，伟明，她看出你来自一个高贵的家庭，你是一个好孩子，作为一个母亲，她不得不为女儿的前途设想，纵使过份一点，也值得原谅。”

我说：“哪个母亲不希望女儿有个好归宿。”

“可不是。”华伦泰微笑。

她是一个骄傲的女子，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透露过其他。

她说：“在香港我亦没有亲人，混血儿往往就是这点惨，到处没有根，就一颗心野得很。”

我们随即出去看电影吃饭玩得很畅快。

一个月后，我听得布朗太太的死讯。

我带了所有的节储去看她，但是华伦泰很坚强，葬礼是西式的，她全权处理，不需要资助也不需要同情。

她仍住在那个小小的平租的公寓里，只不过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把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一箩筐一箩筐的扔出去，屋子里顿时宽敞起来，那一股发霉的味道也消失了，虽然没有添什么新家俱，也像间新公寓。

“听说业主要收房子。”她说。

“不怕的，收不回去。”我安慰她。

“你快要到外国去升学了吧？”

“是，在办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