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打。把我带出去亮相招摇。整夜对住电视。不住吃零食……

以往暑假回来，看到她，来不及的欢喜，来不及的倾诉，根本不在意这种细节，也没料到这种细节就是维系两口子生活和谐的主要条件。

我不是说玫玲不好，她与我不合，这是我所知道的。渐渐我沉默下来，渐渐玫玲的不满洋溢十分。

我所以早回伦敦，回到凯盛顿公园，郁绿的草地，清凉的天气。

我不喜欢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喜欢这块地方。

我说：“空气这么坏，交通这么挤，人们的心灵如此空虚。”

玫玲说：“我觉得香港十分好，事事方便得很。”

我叹口气，我们的对白忽然止于此。

这是我开始变心的时刻，真是奇怪，男人变心的时候，完全可以冷静地算出时分秒，女人则不能，女人、永远是胡涂的。爱的时候胡涂，恨的时候也胡涂。

像政玲，她是否真的爱我，也还是问题。姬亚是爱恶分明的．但世上像姬亚般女郎毕竟少有，这我相信。玫玲年龄一大，忽然受环境污染，她也寻找饭票，而不是寻找格烈哥利。（寻找格烈哥利的故事，你听过吗？）

我终于问她：“玫玲，你可爱我？”

她飞快的答：“当然。”

“如何？”我问。

“什么如何？”她瞠目而视。

“如何爱我？”我忧愁地说：“罗拔勃朗宁的太太伊莉酋白芭烈写过诗给丈夫，开头的两句是‘我如何爱你？让我细数……’你没有忘记勃朗宁吧？我们在中学便读过的。”

“我忘记了。”她不在乎的说。

我看进她的眼睛里，那里并没有生命。我觉得这么悲伤，她“死”去已经多年。

当夜我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给姬亚，向她倾诉这件事。很明显地我内心倾覆，太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