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几兄弟姐妹不得不出来找工作做，看老板与同事们的颜色，重新学习做一个普通人，那种痛苦，我是可以了解的。

她对於生活一窍不通，并不是脾气坏，可是四周围自然有很多令她生气的人：衣冠不整的、色狼型的、没念过大学的、英文说不准的、没到过欧洲、穿猎装的男人……一切一切，不胜枚举。

每次早上起来，她都跟我说：「我不是介意工作，我只是不喜欢那班同事。」

但是现在琉璃的父亲不再能够负担她的生活，她必需要出外工作赚生活。

我说：「王谢堂前的燕子，如果要在寻常百姓家寻生活，必需习惯百姓的陋习。」

「胡说，」她会答我，「我不是王谢堂的燕子。」

至少她是玫瑰花园中长大的。

很平常的事，她都当新闻说，不能明白。

像：「我上司叫我写的英文新闻稿，没有一篇是顺利通过的——像舞女去做旗袍：非改不可。他算老几呢？最远才到过澳门，我在日内瓦念拉丁文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哪儿混，现在他在殖民地做官，因渗着点白人血统，抖得那个样子，真土，井底之蛙。」

我只好陪笑。琉璃不晓得，几乎全世界的上司都是那样的，他若不把下属踩下去，下属一旦比他爬得高，他就成了别人的下属了。

我说：「你是个女孩子，机会比他好，你看开点，让让他。」

琉璃叹口气，「我多想不做，可是谁替我付房租呢。」

我伸伸腿。

「有。」我说：「很多赚三五千块的王老五，或从未娶妻，或离了婚打算再娶——你想不想嫁他们？」

「别讲笑话了。」她摆摆手。

「忍一忍吧，琉璃。」我说。

她只希望她爸爸未曾破产。

「你呢？又如何？」她问。

「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