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多久吧，怎么就落得这样呢。我只记得我上了飞机，廿小时！下了飞机，就看见了弟的脸，一晃眼，也就四个月了，都是借回来的日子。

弟弟好声好气的劝我，“叫你来，都是让你忘记以前的日子，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如果我有什么不是．大冢都是急脾气，你得原谅我。喝醉了酒，人人都有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呢？不稀奇。”说着他也哭了。

我指着镜子对他说“姆妈在镜子里。”

他用毛巾盖上了镜子。真是惭愧，醉成这样子。

平时我总是一套红棉袄，亦靖最讨厌这套棉袄，就像去年在台北！美芳也讨厌我那套豆青的棉袄。她白我一眼说“真像个抽鸦片的。”

一点半天就黑了，我也打个午觉，眼蒙蒙的老觉得不对，挣扎醒来，才发觉原来不是在家里了。于是呆呆的洗澡换衣服，也不怎么的耽心前途。

文凭总是要拿的，无论如何得毕业。然后找份工作，在台北找一份工作。稿子也是要写的，写了那么些年！除非是编辑说我们不要你了，否则还是得写下去。

师傅说：“你还好，心里想的，总可以写出来。”

我承认这是我的幸运。

师傅是弟弟的同学，教功夫，大冢都叫他师傅。在我处借了一套脂评石头记去，才得廿几回，不是最好的一本，也开心得不得了。

到了此地，我才带了三本书：一套石头记，一本张爱玲，一本词选。都藏在行李底，让家人知道是要骂的，行李穷过磅，还带这些会背的无聊书本。倒把些要紧的衣物漏在家里了。现在的东西五化三飞，一些在香港，一些在台北，在身边的反而不多。

母亲写信给阿弟“如果阿姐可以熬过这个冬天——”

把我当一头蟋蟀了，然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

我是没有遗憾的，这些年来开心也开心过，玩也玩过了，如今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