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走了。”

我们回到旅馆第一件事便是订机票回纽约。盼咪受了惊吓。她需要看医生。

盼妮说：“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出那家人是谁，为什么那么神秘。”

“怎么找？”我反问，“人家已经受了伤，我们拿什么去补偿？”

我取出那只耳环，细细观察。

盼妮说：“这是一只铁芬尼耳环。”

“你怎么知道？”我诧异。

“妈妈有一只戒子是铁芬尼买的，招牌印子一模-样。”

“嗯。”我把那只耳环慎密的藏好。

傍晚警方通知我们，说一丝消息都没有，整件事只好不了了之，他们查过各间医院，都没收录此类病人。

为什么他们救了盼妮而不肯留下姓名？

为什么他们不待警方来到而马上离开现场？

可是我们总得有点表示，至少得写封信去感激一番，到底人家为盼妮受了伤，轻重尚不知。性命攸关。

到现在或者我应该说一说我个人的故事。

我是一个职业写稿人，靠说故事为生。

写小说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

我毕业于美国中部一间州立大学，拿的是“文艺创作”系博士。在读书当儿曾用英语投稿到数间杂志，也获得刊登。我一早搞通了思想，既然身为中国人，就算入了美国籍，若要在长毛堆中出人头地，混出名堂，必先要把洋人唬得一愣一愣。我的稿件中充满禅、阴阳、易经、八卦、军阀、白牡丹、蛊、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诸如此类。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写的短篇之中、稿费最高的

一篇叫“东方人与性”，投到妇女杂志上，几乎没名扬四海。

毕业后我开始写小说——

长短适中的口袋书，宜在火车与地下铁路上随着车子震荡的节奏阅读。我的书本是纯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