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将来再想。”她埋头苦写。此刻我们所写成的手稿，恐怕有十来万字，但文字非常松散，每一节都有可观的情节，不过不能连贯在一起。这十万字可以充作新派剧本，一场一场跳过去，靠摄影与演技补足，但作为一本小说，因单靠白纸黑字，就欠可读性，还得经过严谨的整理。

最惨的是，据有经验的人说：文字不行，别以为改了之后会变好，越改越不妥，越改越死，终于丢到字纸箩去。

如何处置这十万字，真令人伤脑筋，写了当然希望发表，拿到什么地方去登？是否可以把原稿影印送到各报馆编辑那里去？我们怎知道哪个是当权的编辑？抑或索性交给《新文报》的杨伯伯？这么厚叠叠的稿子，他有没有察看？看样子还得托寿林。

想到托寿林，心都寒了，他此刻不再属于我，我如何再叫他为我服务？想到一段缘分就此无端端散掉。好不伤感。咎由自取，谁都不同情我。

我拿垫子压着面孔。

编姐说：“终于伤心了，是吗，出去争取呀，怕还来得及，不必为一点点自尊而招致无法弥补的损失。在金钱与爱情之前卖弄自尊，是最愚蠢的事。”

我不出声。

“心如炸开来一般是不是？”编姐笑问。一副过来人之姿势，无所不晓。

“不写了？”我顾左右，“把我们见瞿马利之过程全部纪录下来了？有没有遗漏小节？”

“没有，一点也没有，我把马东生的皮鞋款式都写下来。”

“他穿什么皮鞋？”

“一双纤尘不染的黑色缚带皮鞋。”

很适合他。他就是这么一个高贵诚实的人。

编姐打着阿欠，收拾桌子上的文具，打算结束这一天。

“睡觉没有？”她问。

我问她：“我是否应该找一份工作？”

“早就应该，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