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够好了，工作要熬长，要好好做，总有出头。”然后把我给她的钞票往抽屉里塞。每次我拿钱去她从不客气，大陆的亲戚写信来噱她，她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买了计数机。收音机，打包裹寄上去。反正她的钱来得容易，也不是赚回来的，乐得做好人，哄上头的人跟她写信寄相片。

她打电话来，“你辞了职？”老母几乎哭了出来。

“你放心，找工作很快的。”

“唉，你这个人是不会好的了——”

我把电话放下来，不再想听下去。

我独个儿坐在客厅里，燃着一支烟。黄色的玫瑰花给我无限的安慰。

这个人到底是谁？在这种要紧关头给我这个帮忙。晚上我缓缓的吃三文治，一边把聘人广告圈起来，那夜我用打字机写好很多应征信。

或者我应该上一次欧洲。我想念枫丹白露岛。想念新鲜空气，想念清秀的面孔。

第二天我睡到心满意足才睁开眼睛。做人不负责倒是很自在，我为自己煮了一大锅面，取出早报，把副刊的小说全部看一遍。女作家们照在副刊上申诉她们家中发生的琐事，在报纸的一角上她们终于找到了自我。

玫瑰谢了。

我惋惜把另外一束送了给兰心。

门铃叮当一声。我去开门。

“小姐，收花。”

“花？”

门外的人递上一盒玫瑰。我叫住他。

“谁叫你送来的？”我问。

“我不知道，花店给我的‘柯打’。”他说。

我给他十元小费，把花接进来，仍然是没有卡片，既然他不要我知道他是谁，我就不必去调查了。

我把花插迸瓶子，自嘲地大声说：“好，至少有人送花给我！”

电话铃响，我去接听。

“花收到了？”那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