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又轻而易举地夺回了大部分失守的据点。

尽管上海城得到了暂时的安全，但上海的中国官绅仍未能从恐怖气氛中摆脱出来。在他们看来，联合部队在1862年年初所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在完全阴暗的画面上投射了一束微光”罢了。吴煦身为苏松太道，居然害怕到要求外国卫队保卫其衙门，就怕哪天一早醒过来，满城到处都是太平军。

官绅们的恐惧不难解释。本地清军如此脓包，英法联军和常胜军又兵力有限，怎么可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呢？李秀成从浙江打到上海、松江，在突降大雪之前足以称得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若是气温转暖，使得太平军可以全力以赴，到时上海还能保得住吗？

就在众人担惊受怕的时候，一支从上游开来的部队抵达上海，他们日思夜盼的援军终于来了。

数月之前，由曾在胡林翼手下为官，正在江苏老家丁忧的湖北盐道顾文彬等人倡议于前，薛焕、吴煦等人首肯于后，会防局决定以江浙乡绅的名义，向湘军集团求援。此后，便由吴煦筹银二十万两，雇佣外国轮船，派遣同在家乡丁忧的户部主事钱鼎铭专赴安庆，面见曾国藩。

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与曾国藩是同年，除了这层关系外，他随行还带去了官绅们共同署名的一封公函。公函的实际执笔者为苏州人、散文家冯桂芬，冯桂芬起草的文章用辞委婉恳切，大意是说江浙共有三个可以利用但已不能持久的有利条件，分别是民团、枪船、内应，同时，共有三个尚能保存但已不能持久的城池，分别是镇江、湖州、上海。

江浙两省人文鼎盛，世家众多，有的甚至历时数百年，然而战乱一起，皆“遗其器物，丧其身家”，很多中产家庭瞬间沦落为家破人亡的难民。钱鼎铭和冯桂芬皆为世家子弟，对此有切肤之痛，当曾国藩接见他时，他便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向曾国藩诉说上海如何危如累卵，说着说着，竟至当场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