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及至英法联军进京，亲眼看到洋人的样子，这种疑惧才得以消除。他们发现，英法联军虽然兵强马壮，完全有像当年满洲人入关时那样长期占据北京的实力，但其真实用意只是要胁迫中方签约。众人因此得出了和曾国藩相似的结论，即洋人重商图利，“并无利我疆土之志”，只要“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观念的改变，令奕訢等人觉得咸丰拒绝返京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英法既然已经达成了与中国定约的目的，又何至于因为中国皇帝回銮而再来挟制？使臣亲递国书，不过为一种外交上的礼节，你作为皇帝也不过是接见一下，最多再说几句好听的话而已，有什么可担心的？

大臣们纷纷上疏请咸丰依旧返京，连胜保也奏称“仍请年内还京”，但咸丰的态度很坚决，他仅在胜保的奏疏上批了个“阅”字，其他人的奏疏看过之后就往旁边一放，置之不理了。

热河距离京城倒也说不上多远，可咸丰长居热河不归，就犹如是明朝嘉靖皇帝久不上朝一样，会对人心产生极为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不在京城坐镇，很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也都无法主持处理，比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久未平定，该如何“议剿”；英法联军几乎是畅通无阻地打进北京，证明京兵不可用，该如何训练；国库空虚，该如何弥补；南运糟粮不继，该如何采买……

所有军政要务和国家大事，咸丰都往京城一扔，听他的戏去。京城士大夫对此既焦急又无奈，他们不敢直接攻击皇帝，只好把气撒在咸丰所信任的载垣、肃顺等人身上：“主上虽然英明，但内臣只顾谋私，粉饰太平，以致大局决裂如此，深堪痛恨！”

在那些日子里，维持朝政的主要是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奕訢三十岁不到，外国人见过他的印象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一位优雅、绅士般的英俊男人”。这个年轻人最初当然也没有多少新知识，天津交涉时，他曾是长江通商的竭力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