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马戛尔尼谒见乾隆之际，中国正面临“康乾盛世”的结束，行将衰落。与此同时，英国却已俨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加之民族主义的勃兴，向东方扩张殖民地，寻找倾售商品的市场成为必然。

当然如果双方在乾隆朝就刀兵相见，中国的境遇可能会好很多。如同马戛尔尼所认为的，“（乾隆朝）由一个老迈、疯狂、至高无上的好战分子带领着，幸好有一群精明强干、机智灵敏的官员，想方设法地维持下去”。更重要的是，那时英国尚没有完全摸透中国的实际状况，于是便只得将就着在广州做买卖。

到嘉庆直至道咸年间就不一样了，水旱天灾，官吏贪黩，人口增多，生产减少，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的种种弱点都完全暴露出来，大清帝国真正进入了衰落期，根本经受不起西方的任何一次冲击。马戛尔尼对此也有极其准确的预测，他认为如果不是乾隆朝的官员来管理中国政府，重新换一拨庸才，这艘政府之舟就将漂泊无依，“直到在岸边撞成碎片”。

如果说马戛尔尼和乾隆的见面是中西之间的第一场冲突或第一颗子弹，前后时间跨度达二十年之久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其延续。英法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不仅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借以倾销商品，还试图让中国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平等的贸易国家，而不是什么蛮夷或“朝贡国”。

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以及火烧圆明园，在让这场举世瞩目的中西冲突达到顶点的同时，也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开始。额尔金如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甚至不顾主权国家交往中所必须注意的礼节，也就是要把当年马戛尔尼和英王所遭遇到的一切加倍奉还给中国。

很显然，武力强弱是额尔金可以和敢于这么做的前提。额尔金平时在北京城里出行，都有五百名士兵随从，一路浩浩荡荡，耀武扬威，这次前往礼部带去的士兵更是多达两千人，而奕訢等人的随身护卫及善扑营士兵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