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越温和，请求的语气越强烈，越反衬出朝廷的恐惧和不安，英法公使也就越加得意和有恃无恐。额尔金称不到通州绝不停步，葛罗则说在天津谈判不可能，到通州谈判是最后的底线，否则英法联军将直抵京师，至于究竟是在通州谈判还是直抵京师，“贵王大臣”自己看着办。

二选一，载垣、穆荫当然只能同意在通州举行谈判。

1860年9月14日，奉额尔金之命，翻译主任巴夏礼和翻译威妥玛到达通州，与载、穆进行谈判。双方反复辩论了八个小时，至深夜方散。载、穆来通州谈判本就是一种妥协，他们就像绝望的破产者一样，手里没有任何能与对方讨价还价的资本，谈判的结果就是把英法在天津所提的条件全部都应承下来，只等额尔金来通州盖印画押了。

巴夏礼、威妥玛满意地回到联军军营，向额尔金复命。9月17日，巴夏礼再回通州，准备与中方正式签约。这次他随身带了二十六名锡克骑兵作为保镖，除此之外，额尔金还让《泰晤士报》的记者作为巴夏礼的陪同，以便记录下条约的签订过程。

当天巴夏礼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说要由额尔金向咸丰皇帝面呈英国女王的书信，即面呈国书。载垣一听大吃一惊，立即提出四天前的谈判中并无这一条款，此为横生枝节，而且条约文本上会盖皇帝的玉玺，效果与面呈没有什么区别。

巴夏礼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载垣在其余条款上都表现得很柔弱，唯独在这一环节上却打死都不肯松口。

以巴夏礼的见识和身份，当然无法正确揣摩出中国人的心理，也根本认识不到中西方在利益标准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他不知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东方向来居于领导地位，其世界秩序观一直以不平等的封贡制度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万国来朝”，可以这样说，别的国家在中国眼里都是朝贡国，西方各国亦不例外。

虽然到了道咸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