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咸丰的面奏陈英军可畏，应该多与之周旋，也就是委曲求全，被咸丰评价为贪生怕死，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僧格林沁认为桂良等人亦如此，左右都是尸位素餐之辈，谋求议和无非是全身家、保妻子，却忘了要以华夏的社稷和生灵为重，真是可恨可叹可笑可怜。

作为道光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僧格林沁也没给道光、咸丰父子留面子。他说道光生前就是误听谗言，才导致英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哪里料到皇上你又听谗言，以致隐忧社稷，遗祸子孙。皇上你这么做，日后还有什么脸去见先皇呢”？

在折子的最后，僧格林沁用了四个字“泣血上奏”，这就是著名的“泣血折”。

写的人洋洋洒洒，慷慨激昂，全然忘了读的人会是什么心理感受。对咸丰来说，这些文句足以让他五味杂陈，难受到钻心。倘若此折是别人写的，有十颗脑袋也不够摘的，但它出自僧格林沁的手笔，是自家人，对于这位赤胆忠心、曾帮助他挽救国运的表弟，咸丰的感情完全两样。

事实上，咸丰自己也深感四国在天津谈判中的要求严重损害了大清帝国的尊严和利益，“万难允准”。他在桂良等人所上的折子中批道：“览此折不觉愤懑，尤堪痛恨，看来你们此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谈判结果反而还不如原约（指《南京条约》）了！”

可是不答应又怎么办呢？僧格林沁在“泣血折”中主动要求率军出征，其实即使他不这么说，咸丰也早已倚之为对外的御敌主将，问题是前方刚刚打了败仗，炮台尚未修好，海防还未整顿，怎么跟人家打？

这次第，正如桂良所言，中方处于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困境，所谓“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除两害相权取其轻外，别无他法。咸丰最终被迫同意桂良等人与四方签约，同时他对僧格林沁和其他主战派的奏折都“留中不发”，当私信自己看看算了，既不公布于众，也不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