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有的罪名却对叶名琛的个人声誉造成了很大打击。

1857年7月，额尔金抵达香港，屁股后面还跟着一千五百名英军以及各式舰艇。

额尔金是个自大狂，看不起他所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他不但不信任包令，连海军少将西摩在他眼里也是一个“十足的流口水的呆子”。

倒是对叶名琛这个未来的对手，额尔金不敢忽视。在从伦敦出发前，他就翻看了中英前期的交战记录，对广州的防守能力暗暗吃惊，不得不承认“自争端开始以来，由于低估了敌人的抵抗能力，我们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因为这些“严重错误”，包令从天堂掉进了地狱，西摩也成了“呆子”，他额尔金可不想一上来就惹这个晦气，既然广州比较麻烦，不如直接率兵去北京。

见额尔金要绕着走，包令急了，赶紧拿出抢到的军事文件，极力劝说额尔金先拿下广州，再去北京。额尔金看过文件后，也立刻意识到广州城防已今非昔比，看来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那就先打广州吧。

正值摩拳擦掌之际，忽然传来消息，印度爆发了士兵起义。如此一来，不仅本应前来增援的印度土著士兵无法及时到达，额尔金还得亲自率兵过去镇压。

这一偶发事件，却让叶名琛出现了敌情判断上的失误。

叶名琛组建的谍报网并没有先进的传媒或通信工具，对西方世界的知识亦了解有限。同时随着双方的谍战与超限战愈演愈烈，包令也变得越来越老练，对机密情报的防备尤其严密，而香港报纸是给港人看的，一般只刊登驻港英军的消息，关于英国及印度政府的，大多语焉不详。

探子们只能通过民间转述的方式，去采集来自国外的各种信息。问题是民间转述这东西往往最容易失真。叶名琛虽有很多种情报渠道和来源，但最后归拢在一起，有时竟然就是以伪证伪，全部都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比如，克里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