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要“严厉敦促”中国，以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但此时辉格党被换了下去，加上英国政府的视线仍集中在中东，包令的建议不仅没被批准，反而被告知：你不要多事，再多事就把你召回国内。

这么大老远跑来，没立着功，升着职不说，还挨了训，包令有苦难言，真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英国政坛正如伦敦的气候，局外人只能雾里看花，很快政府更替，包令的靠山做了外交大臣，他也跟着时来运转，得以正式接替文翰之职。

等了这么久，终于露出了事业线。包令热血沸腾，一上任就要求会见叶名琛，以便修订到期的《南京条约》，叶名琛没有拒绝，但要求把见面地点放在城外。

从外交礼仪和程序上来看，叶名琛的回应没有不得体之处。他明确承诺，只要不在广州城内，不管是在华商货栈，还是在虎门炮台，甚至到英国军舰上去谈，都没有问题，英方可任择一处。

问题在于包令对谈判地点不满意。其实《南京条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可以修订的条款，协商修订云云不过是个借口而已，说到底，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乎入城。

包令立即宣布一切全是叶名琛的错，因为对方“拒绝谈判”。

既然你叶名琛不谈，我就直接去找中国皇帝谈，包令两次北上，试图直接谒见咸丰，或让咸丰另派钦差大臣同他谈判。咸丰莫名其妙：大清国的所有谈判事宜都由叶名琛负责，他没说不愿意跟你谈，你们俩靠这么近，跑京城来干什么？

包令两次北上，均徒劳无功，这让他更加恼火不已，并把所有过错都归结到叶名琛身上，认为这位东方官吏“顽冥不化，傲慢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