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没几个月便病死了。

三大吏里面，最得意的是耆英。自从签订《南京条约》后，他似乎觉得“洋务”不过如此，竟然有了点驾轻就熟的意思。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又一口气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后代史家在评论这些条约时都忍不住叹息。如果说《南京条约》是在枪炮的威胁下不得不签的城下之盟的话，后面的一系列条约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签的，基本全属于糊涂条约。近代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不平等条款，诸如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皆出自“糊涂条约”，等于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了一条条绳索，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南京条约》。

这些条约的具体内容，耆英很少向道光请旨，大部分都是他自作主张，大笔一挥就算通过了，等条约签完了，再斟酌字句，编一套漂亮话上报皇帝。这时的道光也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既然打已无力，前线又必须依靠耆英与“夷人”谈判，他也就只能以糊涂对糊涂。对他来说，能把“夷人”安抚住，不要打仗，就算是最棒了。于是，在耆英所上奏折里面，全都是道光朱批的“所办甚好”或者“办理均合机宜”，其实他可能从来也没有认真看过送上来的条约抄本。

皇帝不细看条约尚可以理解，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耆英和参与谈判的官员对条约的内容也不甚了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屑于像当年的张喜那样，推敲一下文字，或者跟对方讨价还价，在所有谈判中，甚至连争论两句的镜头都很少能够见到。

耆英之辈对洋务和谈判秉持的原则是，“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毫无疑问，对他们来说，“细针密缕”的事只有张喜那样的人才会去做，而如今这位出身或许卑下，但心灵一点也不低微的高士正深处陋巷，斯人寂寞。

耆英有多糊涂，洋人就有多精明，他们谈判前都指定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