锴负实际军事责任，而其影子领袖却一直是陈铭枢。

陈铭枢对19路军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孙科内阁风雨飘摇，陈铭枢倍受打击。内部政坛既然失意，对外就颇思振作，被他寄予厚望的就是从小看到大的19路军。

陈铭枢的情绪正好跟19路军的官兵契合起来。在调到京沪线之前，这支部队在江西“剿匪”，徒劳无功不说，还损兵折将，弄得大家灰心丧气，都觉得打内战无前途。

当时由于“九一八”事变敲响了警钟，国人继“济南惨案”后，再一次意识到“勇于内战和对外不抵抗的耻辱”。19路军驻防上海，亲眼见识了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扬跋扈，官兵更是咬牙切齿，“深恨日本的横暴”，几乎人人都有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念头。

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19路军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日军可能要向上海进攻。

他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坚决抵抗。

别的说的，东北军的例子就在那里。你不抵抗，东北就丢了，更严重的是，军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没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扛枪打仗。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我们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第二条是郊区的真如和南翔，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大家最后不约而同的都是选第一条。

为什么？

我们有守上海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也讨便宜。

19路军的这几个头都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知道扬长避短的道理：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可以最大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