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作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而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

大战之后，华北驻留着很多部队，民力和财政难以负担，黄郛便想“裁兵减饷”，以节约开支。

然而这个东西却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