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说王珪和苏轼同为欧阳修的提携，王珪还是录取苏轼进举的“坐师”，虽然大宋如今不准讲这个，但是总该关系不错才对。

结果这两个人一辈子八字不合，王珪只要逮着机会就会打压苏轼。

时人都认为王珪是嫉妒苏轼的才华，因为王珪自己就是以文字博君主青睐的典型，士大夫中传扬他的文章是“至宝丹”。

至宝丹就是当年苏油在眉山救温症的药，用料都是金银珍珠麝香等名贵药材，时人以此打趣王珪的文章华丽无比。

而大苏的神格已经凝聚了一半，《江城子·密州出猎》今秋出来了，奠定了豪放派的格局。

苏轼自己都得意无比，在写给苏油的信中显摆：“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

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呵呵你个头呵呵！这是赤条条的显摆自己开宗立派，然而苏油还不得不回信大喊佩服。

直到苏油到了杭州，才知道真相，王珪为何对苏轼那么反感。

原来大苏在当通判的时候，反对新法，抵制青苗贷，曾将欠贷的农户们都给放了。

朝廷派出使臣纠察各路青苗贷发放情形的时候，到杭州检查的，正是王珪的侄子辈。

大苏释放农户是有正当理由的，这些农户本来就是被人以青苗贷为由高利盘剥，杭州转运司为了完成朝廷课额，手续不完善，收息远高于朝廷规定。

可惜王珪的侄儿不这么认为，在抓不到苏轼把柄的情况下，竟然想出了一个昏招，派自己的仆人去造假证，试图陷害苏轼。

不料竟然破天荒地精细了一把，反过来逮着了那个仆人，拿住了他们做假证的把柄。

于是王珪的侄儿只好命那仆人自尽狱中，才得意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