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交还，取利不过五分，不得作米钱算息。”

最高百分之五十，超过部分法律不予保护。

当然最后这条是南宋才明文规定。

自唐井田制崩溃之后，“县官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带来了民间借贷的繁荣昌盛。

所谓“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巨室者，一乡之望也，齐民之所依赖者也。”

掌握了巨大财富的富民，乐衷于在土地兼并的同时，也热爱从事放贷活动，成为主要的放贷群体。

宋人袁采对借贷的利润有个大略的判断：“若以百千金银计之，用以买产，岁收必十千。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

这里将土地投资年回报率定在百分之十，而将典质运营的回报率定在百分之三十三。可见将资金用于放贷的收益比投资土地高出许多。

凡事都有两面性，到了宋代，已经发展到“乡间无典肆，民必无以春耕；城市无典肆，命案即将增多”的程度。

到如今甚至从“官不为理”，发展到了“官为理索”，政府还要帮富人管理贷款回收。

其结果就是官商勾结。

该不该治理，当然该治理。

土地兼并的案例里，欠租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法律规定乡村欠款不能夺土地耕牛作为赔偿。

虽然执行肯定不到位，但是那是监督问题，不是立法问题。

欠逋，农人欠朝廷的每年应纳的赋税，那才绝对是一大帮凶。

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并没有减少农人多少负担，因此也就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虽然能够替国家充实国库，但是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反而会导致兼并加剧，农人负担更重，生产效率降低，社会矛盾激化，反对声音过大等诸多问题。

如果这么干值得那也好说，可问题是，真的值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