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最有可能拥有不同意识的基因。

社会分层应该是无数个人自主选择自然导致的结果，执政者不应该从地域和制度上如此强势的划定界限。

假如不采用安乐计划，或许科技进程会稍微慢一点点，但在决定是否离开太阳系时，或许一部分安乐者留下的基因承载者，又能通过劝告和以身作则带走更多人呢？

那又创造了另一种新的可能。

某个阶段的错误，在另一个新的阶段，却又变成了正确。

这就是文明与历史有趣的地方了，凡事辨证，流淌不休。

固化，就等于失败。

这些，谢尔盖在晚年时都曾意识到了。

这让谢尔盖很痛苦。

他无比崇拜陈锋，甚至不想在心中质疑陈锋。

所以谢尔盖只是自己一个人做了决定，在临死前宣誓退出救世，权当作发泄最后的不满。

但从始至终，他没指责过陈锋一句。

谢尔盖明知道自己的质疑依然是茧房中的质疑，终究也不肯亲自打碎茧房的控制。

谢尔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指责陈锋，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人，也都没有资格。

只有陈锋本人，在看到这个结局时才有资格忏悔。

这是谢尔盖的最高信仰。

陈锋长叹一声，感慨着，“果然，我明明早就想到了。绝对控制的结果，就是崩坏。这明明是我最初的观念，怎么就……自己悄悄的给忘了呢？”

依靠隐性的强权去强制掌控一切，包括人的意识形态，看似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捷径，也几乎获得了快速进步的表象。

但进步归进步，文明却在无形中变得脆弱，社会结构只是看似牢固，其实已然陷入危险境地。

当制度的本质出了问题，那么文明便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容错率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