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

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梁鹏飞在将要穿越时空的前几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文胡编出来的。

“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乾隆对此功绩，是如此洋洋得意地自许自夸道。

而后世的满清遗老遗少们一致地认为并且认可而且还赞扬，《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啧啧啧，多么好听的字眼啊，让那些埋在坟墓里的枯骨都无法不感动于这些后人的赞扬与歌颂。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甚至连看过这些禁书的，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一律获罪，最轻也是个流放三千里，重的话，抄家灭门、诛连九族，这就是满清对于记载着华夏文明传承的那些禁书的态度，只要是不适合他们心意的一切书籍，不管你是谈艺术还是谈诗歌，想禁就禁，想毁就毁。

残酷到令人发指的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 ”，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