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受印度教的影响比较大，汉传佛教受儒道的影响比较大，这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汉传佛教的原生土壤是汉译经文，汉译经文几乎就是一种再创作，这个创作过程参考了大量的儒道典籍。正如本文之前提到的，当时有许多传道者本就是佛道兼修的，并且喜欢引道德经，南华经来讲佛。所以我们看到《金刚经》的译本中，就有许多佛不可说、佛是法，佛非法、佛（道）与名的辩证，等等，这些说法是从梵文里带来的吗？这其实是借道阐法。稍后笔者开会专门开一章分说翻译对于文学和哲学的影响，但是早期译经并不属于这个范畴。我们知道，译经，就要有原经。在两汉魏晋这段时间，许多佛教大能已经完成了大量经书的汉译，那么其原经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佛经原典使用的都是巴利文，巴利文是一种语言，但并不是一种文字。它可以用包括汉语在内的书写文字，以及诸如佉卢文，婆罗米文，天城文等文字转写下来。婆罗米文主要出现与孔雀王朝及后孔雀王朝时期的石刻，陶器。而天城文的出现就是千年后的事情了。佉卢文的确出现过佛经传写，但主要在大夏地区应用，且在公元三世纪左右，随着大夏的灭国直至影响力完全消散，这种文字也因此失传。那么汉字就成为了经书的最佳载体。在汉语经文中，至今仍然存在大量梵文（巴利文）直接转音的文本。可以说佛经是在中国才开始书籍化的，这也使得中原地区发展出了独特的，基于经典文本，重机锋清谈的新佛教文化。清谈本出玄学，在魏晋以前本是道家体系范畴的学问，后来又演化出了佛家禅学分支。禅这个词虽然是梵音音译，但大家都应该知道汉传佛教的禅学和印度的面壁苦修的那些调调不是一个套路。

上座部和藏传佛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口口相传为主要的传经方式，类似于今日密宗。上座部的三藏（经典经文）既《巴利律藏》，都是以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