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正佛法者也”。

于是他向皇帝敬献了三条治国良策：

其一，让传教士把西学的书翻译出来，然后请天下的儒生来研究。如果这些书是旁门左道，自己甘愿受罚；

其二，让传教士和中国寺院的大师、道观的天师们论战，如果传教士“言无可采，理屈词穷”，立即将他们赶走，自己也情愿受罚；

其三，在信天主教的地方作一个调查，三年中看犯罪的人里有没有教徒，这样就可知天主教究竟是好是坏。

看了这一份题本之后，朱由校既放下题本，轻轻叹了一口气，觉得欣慰，又觉得悲哀。

自己感到欣慰是因为徐光启他看到了大明现在思想的混乱。

事实上知识分子一直在求变，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是一种需要全新思想指导的社会，但是这种思想却迟迟没有出现。

即便这种思想出现了，比如泰州学派的限制君权，以民权代替君权，这是很进步的思想，是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士大夫把持的国家，它是行不通的。也可以说这种思想太超前了，在这个时代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所以直接就被掐灭在了萌芽里面。

原本旧有的思想体系，已经不符合当下时代的发展。大明需要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去指导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进步的趋势，在朱由校看来这是好事情。

大明朝灭亡了以后，清朝统一了天下，那真的就是彻彻底底的退步了。

在这种认识下，徐光启这样的实干之人，他希望找到一条救国图存的道路，于是徐光启把目光投向了耶稣会。通过一些了解之后，徐光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可朱由校是后世来的，完全知道这些玩意是怎么回事。传教士嘴上说的漂亮，背后的龌龊事情更多，当时西方的问题绝不比中国少。

但徐光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