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好像很疲乏的样子：他的眼睛发红，睡眠没有让它们恢复过来：他的脸色表示深深的忧愁，真实的苦痛。他走来走去，坐下去，站起来，随意拿起一本书，立即又放下，看看他的各种器械，但不作经常要作的记录，好像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的样子。后来他向我这边走来了，他问我：

“阿龙纳斯先生，您是医生吗？”

我真没想到他忽然提出这一问题，我看他一下，没有立刻答复他。

“您是医生吗？”他又说，“您的好些同事，像格拉地奥列1，摩甘一唐东2，以及其他的人都曾经学过医。”

“不错，”我说，“我是大夫和住院医生。我到博物馆当教授之前，曾经行医好凡年。”

“很好，先生。”

我的答复显然使尼摩船长满意。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到这事，我等他提出新问题来，自己可以随机应变地答复。

“阿龙纳斯先生，”船长对我说，“您愿意来治疗我的一个船员吗？”

“您这儿有病人吗？”

“是的。”

“我就跟您看去。”

“请跟我来吧。”

我得承认，我这时心很跳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船员的疾病和昨晚的事件之间我觉得有某一种关联，这个秘密至少跟那个病人一样，盘踞在我心中。

尼摩船长带我到诺第留斯号的后部，让我走进挨着水手住所的一间舱房。

房中床上，躺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外貌坚强有力，是真正盎格鲁一萨克逊3人的典型。

我弯下身去看他。他不仅是有病，而且受了伤。他的头部包裹着血淋淋的纱布，躺在两个枕头上。我把包布解开，病人睁大眼睛看我，让我解开，一声也不说痛。

伤处看来很是怕人。头盖骨被冲击的器械打碎，脑子露出来，脑上受到了很厉害的摩擦。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