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将权力公器完全公用带来的风险便是政治权力的转移。

明朝从朱棣登基开始，文官集团的势力便已经坐大，形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和反压制。

说到底，就是开始跟皇权争夺公器的使用权和使用范围。

比如抱团对抗朱棣易储，阻碍朱棣迁都。

洪武皇帝亲命‘内臣不得干政’，这块巨石就镇在后宫，六个大字朱棣是一个都看不见。

培养内宦读书识字这个头就是朱棣本人开的。

先于京营设监军，后于边镇设镇守。

这都是宦官干涉军政的坏头。

而后复锦衣卫，加强特务机构的特权，都是皇权与官僚体系争夺公器的具象化手段。

所以才导致有明一朝，宦官之祸甚烈、东林党之祸更烈。

朱允炆登基之后，在一开始选择的手段一样与朱棣无二，包括添设西厂、强化了御前司下辖的特务机构特权，并且在不停的用尽手段来神化自己的地位，最终将自身完全神圣化。

彻底的将公器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待凝全国与一身之后，朱允炆才开始慢慢的释放权力，将公器借与内阁去使用，借与全国的官员去使用。

而新的官僚体系为了能够继续行使对公器的使用权，就必须在有限度的许可范围内行使职权，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唯一有资格做的，只剩下干好分内之事。

新选拔出来的官员是捧着《建文大典》成长起来的，源源不断的将官僚体系重整，那么随着一代代的更替，就会使这一制度稳固下来，对官员在其仕途生涯和施政过程中形成制约作用。

所有新上位的官员已经习惯和养成了对这个制度的熟悉和依赖，当他们上位的官员下达错误的行政命令时，这些官员就会自发的抵制。

而当他们下属的从官逾矩时，都不用更上一级的监察机关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