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变更社会经济形态才是推动技术革新的前置条件。

而这一点上，几千年来的中国王朝都懒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唐宋元明清都是如此，甚至经济内卷化最严重的时代，就是乾隆、嘉靖时期。

整整四亿多的中国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地方的小地主、小资本家可以安然趴在几亿人的脑袋上吸血。

现代话来说，就是在享受‘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从来不是老百姓享受的，而是工厂和资本家享受的。

因为人越多，劳动力越廉价。

而劳动力越廉价，老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手工品就不值钱，或者拿命去打猎、翻山越岭翻找的名贵药品也不值钱。

人命都不值钱，那你拿钱换的东西还能值钱吗？

这就是经济内卷化过程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在这种社会经济体系之后，只有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最舒服的，至于那四亿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那就无法想象了。

吃不饱，也不可能穿的暖。

近现代的中国甚至没有经历过变更社会经济形态的过程，而是直接一步就走到了技术革新使得生产力增加的结果阶段。

只不过这种获取技术革新的方式，不是咱们自己衍变出来，而是在鸦片战争后，被动的将西方科学技术拿来进行学习罢了。

“伟大的皇帝陛下，我在南京的翰林院，看过由您的语录收集整理而成的一些书。

在这本书中，您曾经提到过，当大明国内环境达到饱和的时候，就势必需要寻求对外的扩张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您的高瞻远瞩让我感到敬仰，您的这个想法不正恰如我之前的建议吗。”

“先吃饭。”

这个功夫，一排内侍捧着美食进入，朱允炆也不再多说什么，开始招呼其格里安奇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