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朝景翰九年，在江南发生的各种聚义起事，乃至于随后攻下杭州、危及嘉兴的永乐之患，震动了整个天南大地。要说这一场起义撼动了整个武朝的国家根基或许有些言过其词，但因这场起义而来，确实在某些关键的地方起到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连锁反应，这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导致最后整个武朝覆灭，到底是主因还是副因，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充分不必要条件又或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成为后世史学家时常研究的一个话题。

这些东西，其实在当时，也是有人做出了考虑的，但身在局中，并没有人考虑得那样长远。方七佛定下拖延童贯大军北上的时间，到最后求拖垮武朝的容忍底线，取一线生机的战略，便是看清楚了武朝此时南北尴尬的局面，但最后能做到什么程度，当时的方七佛，恐怕也是看不清楚的。

至少义军起兵之初，仿佛籍天下大势汹涌席卷，特别是在杭州这样的大城都被攻下之后，真给人一种承天命而来，武朝已然积弱垂危的感觉。然而当武朝真的正视起这一场叛乱，要在平辽之战前全力剿灭时，那时所感受到的，才是真正面对武朝的正面压力，一个两百年积累的国家真的反扑过来，能不能挺过去，无论方腊、方七佛，都只是怀着侥幸的心理在作战而已。

而在汴京这个权贵聚集的政治中心，对于方腊之祸，也没有真的将它当成是一场可能覆国的大危机。即便在秦嗣源、李纲甚至景翰帝周喆这些人的眼中，也没有真正将方腊的造反当做一场灭顶的危机，只是他占领杭州，已然干扰到这个国家最为富庶的一片区域，众多富绅权贵的利益都遭到损害的情况下，不得不首先令童贯剿平此患。当然，后来花的时间，其实也是有些久的。

最大的麻烦和机遇，自然还是在辽国。在众多人眼中看来，其实机遇还是大于麻烦。正要北上进军，童贯却南下了，燕云十六州就像是一块摆在眼前的肥肉，却因为喉中的一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