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差异最大的是两方对产品制造精度的态度了。”

“这两方的态度不一样在哪里？”这回是看了半天师生对话的谭振华插了句嘴。

朱英福若有深意地看了谭振华一眼道：“我听说小谭总现在在斯坦福就读电子专业，那么你应该也是有机会接触过西方的精密制造行业的，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在他们的制造体系中，讲究尽可能的精密，以保证所有同型号零件的适装性和互换性——也就是说，按照同一份图纸加工出来的零件，只要是合乎图纸标准的，那必然就是可以互换的。这么做，也许从单个零件的生产成本来看的时候，是相对较高的，但如果综合考虑全寿命使用成本及维护的便利性、通用性等方面的时候，使用这样的生产组织模式，反而可能是便宜的。”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微微考虑了一下才又接着道：“我就举个和我们造船业息息相关的例子吧，我们都知道，苏俄的重工业应该说非常发达，在冶金、化工装置、重型机械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其机床产业无论是规模还是种类都非常齐全，还大量向华约国家出口各类机床产品——但是，其高精度的机床则完全不能自产，这又导致了他们每年必须花费大量外汇向西欧、北欧、倭国等高精度机床强国进口这类机床，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规避“巴统”的条款制约。”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苏俄的这种怪相呢？”身为“过来人”的谭振华当然知道这些事，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朱英福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两个原因吧。”朱英福道：“其一是苏俄目前的领导阶层越来越趋向官僚主义，这除了导致其整个决策环节的效率越来越差以外，也使得底层的设计人员和技术工人丧失了基本的工作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创新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二则是苏俄对装备的理解与西方不同，他们基于二战的经验，认为战术装备这种东西必须是廉价的，只有廉价的装备才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