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酒泉郡运两石粮食走三千里水路到长安，那就等于两石米值六百钱、运费值一千二百钱，跟一个壮丁一年该服的租庸调总和相当，庸和调就可以免了。

实际上酒泉到长安也没那么远，这里是假设。但我们可以按平原陆运折水运十倍算运费、崎岖之地或者山区，根据各郡的路况、此前的徭役耗费，评估一个均价，按照险要难行程度折算为水路运费十五倍到五十倍。这样一来，酒泉到长安假设是五百里平原陆运、一千里水运，也就跟上面的结果一样了。

从此之后，朝廷可以不用专门征发当地的民夫服徭役运输，可以找专门的运输商按这个价格运输。商人之间还可以竞争，谁的运费能比朝廷给出的指导价更低，收朝廷更少运费就这事儿办了，朝廷就会和他们长期合作。”

李素的这套想法，其实已经超越了历史，因为历史上唐朝只到租庸调，后来中晚唐就变成两税法了。而到了宋朝之后，为了解决边军补给问题，给了抄引法，相当于是把运费折算为盐茶酒之类的专卖权抄引，让商人承担为国家提供后勤运输的义务。

但李素现在，却是没有废除租庸调法改两税法、就直接把宋人的“运费标准化计价”单独提出来用了。

所以李素这套制度历史上从没同时出现过，要李素自己定个名字的话，应该叫“租庸调输”法，把“均输”的成本也做成了一个标准化的征税标的，允许地方以运输劳动作为为朝廷纳税服役的体现。

这事儿其实不新鲜，因为大汉朝本来就存在跨地区组织运输的事儿，但原先不是一项法律制度，而是临时性抓壮丁的。这就导致一旦出现临时性抓壮丁的高峰，当地就容易激发造反——

远的不说，就说历史上曹操跟刘备打汉中之战时，后方长安关中和武关、宛络之地民变四起，甚至宛城还有很多民不聊生的曹魏百姓响应关羽。

就是因为曹操为了蜀道运粮到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