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没有把最好的文字收进去，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的小说时，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晚上，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看完才觉得痛快。以零碎文字做中心的教科书没有这种份量。”他把这种教科书比喻为“没有维它命的菜蔬”和“上等白米”，“吃了叫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

陶先生还说：“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陶先生在几十年前抨击的现象并未改善，且愈来愈烈。

当代著名作家孙郁曾做过一段时间中学教师，他从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的语文教育和后来当教师的经历中，对语文教育深感失望。可到他的女儿长大上学了，他有一回翻女儿的课本，大吃一惊，他曾经教过的令他失望的篇章在女儿的教科书里比比皆是。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评价说，我们语文教材的编选基本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这实在是一针见血。

从教学上来看。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仍然沿用生字、解释词语、分析意义、体味思想，以及大量的现代文背诵等这样一种八股教条。

哪些字是生字，哪些词是生词，都是教材规定好的，学生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去写去背这些“生字”和“解词”，即使这些字和词早已是大多数孩子熟知的。

和语文教材同步下发给老师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早已规定了如何解读每一课。当代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博士批判现在的语文课成为思想专制的场所，“学《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只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