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