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天才能取，先给他拍吧，赶紧放你们电视台播一下。”贾医生说。

“好吧，开始录吧！”一个留着胡子的男子说。

那个靓丽的女子坐在我的床边，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扭头看着床头的标签。

“拍床头这个标签，杨上迁，32岁。”留胡子的男人指挥着抗摄影机的男子。

他们对着我的脸拍了几分钟后，然后收拾东西走了。

“能找到他的家人吗？”毕海霞问。

“应该可以吧！”贾医生说。

“奇怪，派出所的警察说，本市只有两个叫杨上迁的，一个八十多岁了，一个只有五岁，如果他不是本市的，那怎么找？”毕海霞说。

“你说你以前在公交车上认识他，他应该在本市上班，他是做什么职业的？”贾医生说。

“什么职业？我不知道，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毕海霞说。

“他拿什么包？还有拿的是什么手机？穿着怎么样？”贾医生说。

“没注意，感觉很普通啊。”毕海霞说。

“嗯！他坐公交车说明他收入不会很高，应该是工薪阶层。”贾医生说。

“应该是吧，贾医生，如果电视台播后，还是找不到他的家人怎么办？”毕海霞说。

“那这就有点麻烦，这要请示领导了。”贾医生说。

“贾医生，你能不能跟你们领导说说，把我垫的那5000块钱还给我？”毕海霞说。

“这事要经过院长同意，不过，我们院长去国外考察去了。”贾医生说。

“副院长呢？”毕海霞问。

“副院长也去了。”贾医生说。

“你们医院有几个副院长？”毕海霞说。

“有三个。”

“三个都去了？”毕海霞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