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尊去主持战局，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调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畔，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者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援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茎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