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裘发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易除中饮，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

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