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仿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么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么时候接收谅山，什么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奏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