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瓯无缺，不负先帝付托，亦可以告慰列祖列宗。所以主张先谒东陵，后拜定陵，日子就定在明年清明前后。

这一下，理由和办法都有了，恭王不须再说，答应着拟旨，命钦天监在明年清明之前，排启驾的日子。至于跸道所经，桥梁道路和一路上的行宫，该如何修治，那归直隶总督办差，有李鸿章在，亦可以不必费心。

等把这件事作了交代，就该恭王陈奏取旨，他有两件事必须奏请上裁，一件是彭玉麟不肯就兵部右侍郎的职务，恭王认为不必勉强，建议由彭玉麟帮着新任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将江防布置妥善后，准予回籍养病。以后每年由彭玉麟巡阅长江一次，准他专折奏事，并由两江、湖广两总督，替他分筹办公经费。两宫太后和皇帝，都觉得这个由沈桂芬所拟的办法很好，无不同意。

另一件事就麻烦了，各国使臣要求觐见。这本来是载明在条约上的，不过以前可以用中国礼俗，听政的两宫太后不便接见男宾而拒绝，等皇帝亲了政，这个理由就不存在了。

一番奏陈，不得要领，而各国使臣都等着听回话，恭王不得不召集总理通商衙门各大臣会议，商量对策，觐见本无不可，不可的是觐见时不磕头，所以会议要商量的，也就是这一点。

要议自然要“找娘家”。觐见的条文，明定于咸丰八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大英钦差”觐见大清皇帝，“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这就是指跪拜之礼而言。咸丰十年，因为“换约”引起战事，文宗逃难到了热河，桂良议和不成，英法联军进兵通州，行在不得已，改派载垣与穆荫二人在通州与英法重开和议，于是英国公使爱尔金，就提出要求，觐见大清皇帝，面递英国女王的国书。恭王就从这里谈起。

“当时载垣和穆荫，答应了英国的翻译官巴夏礼，可以照办。那知奏报行在，奉严旨训斥，载、穆二人只好饰词翻案，然而话已出口，成为把柄。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