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新旧派历法之争，则不仅学术之辨，意气之争，更关乎生死祸福，穷通富贵，其事之严重，以及争斗之烈，远超过后世的想像。只以在学术上康熙亲自主持，且新优于旧，亦成定论，故旧派无法翻案，其争斗过程，遂亦渐渐泯灭，蛛丝马迹，犹可想见仿佛。阮元辑《畴人传》，杨光先传后有论。

“论曰：钱少詹大昕曰：‘吾友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以重价购《不得已》而焚毁之，盖深恶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不旋踵而败，宜哉！然《摘谬十论》……则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废也。元（阮元自称）所藏《不得已》卷末有杂记数条，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条云：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洋人购杨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毁之，其事不可知。戴东原虽为大儒，于永乐大典中搜得王锡阐、梅文鼎所未及见的算书，能正调补脱，可知其天算之学的造诣，但戴氏著作中，有《气穴记》一卷、《葬法赘言》四卷，是犹不免将天文地理与堪舆混为一谈。则于历法恶西洋而为杨光先张目，亦无怪其然。至于“西人毒死”杨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过，杨光先一疏，谓选荣亲王葬期错误，用心实嫌恶毒，汤若望被诬既已大白，杨光先陷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自为死者家人亲友所不甘，因而采取报复行为，或者有之。

以上假设祸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旧历法之争而结怨；或者为人见利忘义而出卖，皆待进一步求证，始可判断此假设有无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诬的谋反案，必与吴三桂有关。换言之，即助吴三桂谋反，则笔者自信，此一假设，定必不误。

吴三桂叛清，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但异谋早著，而满清忌吴，则更早始于吴三桂入缅杀永历帝以后。刘健述所著《庭闻录》卷四：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加吴三桂爵平西亲王。二年，奏缴大将军印。有内大臣论三桂子额驸应熊曰：‘往日永历在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