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就是桑弘羊，他是洛阳富商的儿子，十三岁就在武帝身边当传中，这个郎官，是花钱买来的。

东郭咸阳与孔仅，是由当时颇带些快气，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保荐到朝廷去的。在张汤掌权的时期，这两个人的官位是“大农丞”，用现代的官制来比照，等于财政部次长，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务次长了。

其时的“财政部长”——大农令，就是颜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则张汤关于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象得到，是越过了颜异，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张汤的改革计划，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只是纯经济观点的草案，到了张汤那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以致流弊百出。

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的，是桑弘羊。以”工于心计”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一定会先征询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他就参与了工作的。正史上记载，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分析利害，细人毫芒，此是明证。大致关于元狩、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其作业程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张汤据以制订政策，交由“三人小组”拟成具体计划。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奏可施行。而在某种情况上面，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的意向。

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元狩、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大要有三：币制的整理、金铁国有化、均输制度。“告绢”令则是杨可所设计，杜周所主办，而为张汤所全力支持。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正是宣帝所谓“杂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为法。

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