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住愤愤地说：“可恨的倒是李姥，她根本不该把这事告诉我的。”接着，他把跟李姥发生冲突的经过，细细说给了韦庆度听。

“这是借题发挥。”韦庆度说：“李姥不过给你一个警告，你该要有表示了，还是搬走还是住下去?住下去自然得再要给钱。我早已想到了，所以替你准备了两百贯，家父的钱，总在十天半个月内可到，一到我就给你送去，那时候你再看吧，李姥见钱眼开是怎么副样子!”

郑徽听了这话，才明白李姥的用意，他对她的不满反而减少了，“假母”都是势利爱财的，不足为奇。

于是，这晚上在西堂灯下，他把他不能向家里要钱的原因，老老实实告诉了阿娃；然后又把韦庆度准备借他两百贯的话也说了，叫她转告李姥放心。

阿娃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宽松得多了，她早巳看出郑徽的难处；李姥也跟她谈过，要她从郑徽口中套一句话出来，到底往后作何打算?她很为难，一方面不能违背李姥的意思；一方面不忍逼迫郑徽，就这样拖延着。现在，到底拖延出一个结果来了。

这个结果自然不太理想——郑徽主仆五人还得住一年，两百贯在李姥是决不会满足的。但不管怎么，半年之内，李姥不会再说话，半年以后，另作别论，也许到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办法出现，像韦庆度这两百贯，不就是意外之财吗?

她也想到，这笔意外之财，来得虽容易，在郑徽要接过来却沉重得压手——曾几何时，酒阵文场的凌云豪气，一化而为失意潦倒，仰面求人的羞色，甚至还要受李姥的肮脏气，她想想真替郑徽难过。

“一郎!”她终于激动得无法自持了，“你可想到，那两百贯钱，每一文上面都是眼泪?”

这一句问话，像一枚钢针样刺痛了郑徽的心，“阿娃!”他痛苦地喊了一声，用乞怜的眼光看着她，希望她不再说下去。

“如果我是你，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