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枝笔，一锭墨。王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

他说：“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为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

写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心里的气消了些，不过，最后一点，却还须细查——唐朝设御使台，所以御史称为台臣。王自辩，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这话是真是假，当然要查。

查明王的话不假，同时建议同一事，只是巧合。其时王大臣议奏：王及陶彝等十二人，应革职，从重议罪。皇帝考虑下来，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