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腹之患，起于肘腋，侥幸敉平，但善后事宜，不仅仅止于整理军队，张作霖最头痛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气大伤。奉系本来就不受欢迎，经过这一场事变，通货膨胀、益发贬值；而一向以理财见长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又因为态度上同情郭松龄，内不自安，已辞职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财政问题，益形严重。

第二是郭松龄之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日本关东军。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应付日本人，他多年来抱定一个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张作霖个人帮忙，一句话，交个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东北地方获取什么丧权辱国的利益，他总是须先透过日本顾问，设法疏解；万一疏解不成，便来个硬挺，甚至用“口说无凭”四字来作“挡箭牌”，日本人拿他亦无可奈何。

这一回关东军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显然不能施展“硬挺”这个法宝。因此他越发重视“公私分明”这个原则，先派他的顾问陆军大佐町野武马到旅顺，先行致谢，同时安排他亲访旅大。

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及官员，对此都表示欢迎。他到了旅顺、大连以后，分别拜访关东厅长官儿王、关东军司令白川、满铁总裁松冈；然后将他在正金、朝鲜两银行的存款约五百万日圆，全部赠送白川，请他支配，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说：“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仗义扶倾，施思不望报；但中国人讲思义，虽一饭之恩，亦不能不报。这一回是我张作霖个人受了关东军绝大的恩惠，只有尽我个人的力量来报答。”

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时已是年底，国内的局势却起了变化。首先是冯系大将李鸣钟指挥以张之江一军为主力的国民军攻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