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谈得很具体；不然不如不见。”他说：“容我先跟汪先生谈了，再给你答复。”

事实上他没有去见汪精卫；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去商量。岑德广毫不迟疑地说：“这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不管谈些什么，你总要跟他会一面。”

周佛海想了一下说：“问题是，我去看他，他来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岑德广当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说：“你跟中间人约定时间、地点，到时候我派车去接，在我这里见面。即或消息泄漏，只说不期而遇就是。”

“不错，不错！人生何处不相逢？”周佛海认为这样做不露痕迹，同意照办。

“公博，快回来了吧？”岑德广又问。

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对”组府”本不感兴趣，从高陶事件以后，态度益发消极，此时岑德广问到，周佛海叹口气说：“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来不来未可知！”

“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以后报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场也比较好说话。”岑德广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

“你看呢？”

“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

周佛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什么事，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

见面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约定的时间，岑德广派了一辆车，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