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只有点头。

讲词当然是冈田派人写好拿来的；许崇智到了电台，以毫无表情的声音，照本宣科。最后应是宣布”完了”二字；许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讲的话讲完了！”坐在收音机前的人，心照不宣，许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监听的人，大为恼火，找他去办交涉；他很轻松地答说：“我说的是实话，不是你们交代我要这么讲的吗？”

在软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过得却很悠闲，除了供给不缺，可以在酒店的范围内自由走动，甚至可以来八圈卫生麻将；也不禁亲友的拜访。只有一个人例外，交银通行总经理唐寿民。

唐寿民是江苏镇江人，银行界中”镇江帮”很有名，所谓”江浙财阀”之”江”，看起来指江苏，其实是指镇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胡笔江，也是镇江人；但他跟唐寿民面和心不和，因此阴错阳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3年前的8月间。那时中央政府已决定迁到重庆，但国家行局的业务重心，却在香港；财政部为了召开货币金融会议，电令在香港的国家行局总经理，到重庆商讨筹备事宜，据说胡笔江怕唐寿民在最高当局面前，有不利于他的陈述，因而自告奋勇，愿作此行。当时的飞机票很难买，结果从金城银行所定的机其中，情让到一张，预定8月24日上午搭”桂林号”起飞。

恰好立法院长孙科，访俄回国，经港小住，也定在这天飞到汉口向最高统帅复命。中国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飞机是上午8点钟起飞的”重庆号”。这天一早，孙科由随员梁寒操等人陪着，从半岛酒店到了启德机场；时间太早，”重庆号”还在作例行的地面检查工作。孙科只当替他预备的是专机，应该”升火待发”，人到即行；见此光景，大发脾气，原车回到半岛酒店，开始早餐。看看时候将到，随员促驾，而孙科余怒未息，迟迟起行。

中国航空公司已知道孙科对他们不满，如果”重庆号”按时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