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衷佩服这位老先生和当时的工作小组，他们给了艺术足够的缓冲空间，没有一棒子打死，强制要求影视作品规范化。

首先我完全支持对普通话的普及，但反对将艺术作品一刀切。

我也参与过《便衣警察》，那里面都是普通话。因为是正剧，风格严肃。

胡同说方言，因为是情景喜剧，轻松幽默。影视剧要刻画人物，突出效果，方言是一种表现手法。

于兰姑说武汉话的感觉，就是比说普通话好。何况她说的也不是纯正方言，我要求她贴近普通话，就是为了让观众听懂。

还有现在提倡类型剧，比如拍一部警察剧，警察抓了犯人，一问外地农村的。你说他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好？还是带点口音更生动？

或者直接问一句，为什么越剧电视剧、黄梅戏电视剧可以有，胡同却不能说方言呢？

我觉得要有个态度，不能为了刻意而刻意，说什么合适，那就说什么。

再谈谈共性。

那老兄的观点有些绝对，不是挖掘出共性，就能打破地域隔阂，看的还是质量。

我们谈影视剧的地域性，其实根子在整个社会，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变。

对世界的认知很重要。

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农村人，肯定听不懂粤语，但他上了学，步入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比如港台音乐，他可能流利的唱出一首粤语歌。

同样，一个南方长大的孩子，到北方上大学，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习惯。这些东西在一起交融、了解，他的认知就不局限在家乡那一块。

或者两个城市的人互不相识，但用计算机发送邮件，成为了朋友。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当火车越来越快，坐飞机的人越来越多，去趟省城不用再酝酿半个月，说走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