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隐匿，一字不给外人知道。听凭大人如何复旨，犯民横竖早已准备一死了。”郑敦谨见张文祥说得这般慎重，料知必有许多隐痛的事，全不迟疑的答道：“你尽情实说了便了。无论如何，决不给外人知道。”张文祥道：“大人虽亲口应允了，只是犯民斗胆求大人当天发一个誓，才敢尽情实说。”郑敦谨待说明用不着发誓的话，忽然想起那女主人要求不对外人说时的情景来，不由得暗自思量道：“我为求一个淫奔之女见信，尚可以当天发誓，于今对这们一个勇烈汉子，有何不可发誓呢？并且他既求我发誓，也无以使他相信我不至告人。”当下遂发了一个严守秘密的誓。张文祥听了，立起身来，恭恭敬敬的向空叩了个头，说道：“大哥在天之灵听者：我于今已替你把仇报过了！你我的事情，今日实不能不说了，你休怪我不替你隐瞒啊。”说罢起身，重行就坐了，才一五一十的从在四川当盐枭时起，直到刺倒马心仪止，实实在在供了一遍，只没提红莲寺的话。供完了，并说道：“马心仪若不是临死遗嘱，将柳氏妹妹及施星标夫妇处死灭口，有四个活口作证，犯民早已照实招供出来了。今马心仪既做得这般干净，犯民就照实供出来，常言官官相卫，谁肯将实情直奏朝廷呢？既不能直奏朝廷，与其将真情传播出去，徒然使我郑大哥蒙不美之名，毋宁不说的为是。所以犯民得先事求大人除直奏上去，永不告人。”郑敦谨因地位的关系，不便如何说话，只得叫差头仍将张文祥带下去，自己和曾国藩商量。他竭力主张照实奏明，曾国藩那里肯依呢？一手把持了不肯实奏。郑敦谨也因这案子若据实奏上去，连曾国藩都得受重大的处分，自顾权势远在曾国藩之下，料知就竭力主张。也是无效的。然不据实出奏，就得捏造出一种事由复旨，又觉于心不安。思量了许久，除去就此称病挂冠归里，没有两全之道。主意已定，便从南京回到长沙乡下隐居不问世事了。终郑敦谨之世，不曾拿这案子向人提过半个字。幸亏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