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仿佛好好地睡了一大觉，我醒了，睁开眼看见了雪白的天花板，看见了头上的吊瓶，随后又看见了自己的亲属家人，以及一顶顶蓝色的大檐帽。我的意识霎时又回来了，我靠！我得救了！依旧是口干舌燥，我舔舔嘴唇，说不出来话，但我示意着想要喝水。老娘眼里噙着泪摇摇头，俯下身子对着我的耳边说：“大夫说了先不能喝水，再忍会儿吧！”我无奈地点了点头，有人出门去找来了大夫。大夫过来查看我的情况，从床头拿下病例开始记录着什么，然后就开始往外轰围在我病床周围的人们。大伙一个个都无奈地出去了，老娘也一步三回头地出去了。病房里除了仪器里传出微弱的“嘀嘀”声以外，不再有任何动静。我努力回想事情的经过，一想到刚才清醒时见到的大檐帽，心里又不由得一沉：我靠，我怎么和他们说呢？

呛人的来苏水味儿，一阵阵地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因为涉及了刑事案件我被“幸运”关照，从重症病房转入一个单间治疗。两天后除了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之外，“元神”已经恢复如初。一次大难不死换来了暂时的平静，被捅在板桥胡同里昏死过去后的一切经过，也在家人的叙述中渐渐地在我心里清晰起来。

那天我彻底失去意识之后，围观的人群里有几个胆大的爷们儿上前观察一番，发觉我并没有彻底咽气，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便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西门里大街上，截了一辆刚从东门里垃圾装运站卸载完的大解放汽车，直接就把我拉到了公安医院。还有几人去了派出所报警。您瞧我这命，都濒临死亡了才混上坐垃圾的专车，不过咱老天津卫自古就不乏古道热肠之人，如果不是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那些平日在街面胡同里家不长里不短地说东道西传老婆舌头、自己利益受损时撒泼打滚儿坐地炮的大娘们，和一贯贫嘴呱舌胡骂乱卷的大老爷们儿们在关键时刻的仗义出手，我肯定会在那个初春的下午血尽人亡早早地上阎王殿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