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这毫无疑问是个女人的房间，不管日子过得怎样，女人总喜欢在屋里弄些小零碎的，这也毫无疑问是个女孩儿的房间，因为它尽管贫穷，却有种清幽寂寞的味道。屋里最精致的东西是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穿着中尉服装的年青军官，你不好说他有什么特点，因为我们照相时都恪守着那种刻板而炫耀的姿势，他甚至有点儿像我的过去，除了风华正茂你在这种相片上几乎找不到更多内容。

我开始观察在我大腿边忙碌的那个女孩儿，她是我在脱了裤子慷慨激昂时有意将目光错过的那位女孩儿，她年青到了“小”的程度，你甚至会觉得这样一个女孩儿是不会长大和变老的。她用布卷蘸了酒精，小心地在拭擦我的伤口周围，她根本没勇气让酒精触及我的伤口——我注意到我是躺在她的床上的，我的裤子又被脱掉了。

我终于没耐心忍受那种小心时便发声提示：“省点儿心思吧。碰到伤口也不会痛。”

她“啊”了一声，受惊到把瓶里的酒精一点儿没浪费地倒在我伤口上了，这让她慌了神，然后开始很狼狈，又怕弄痛了我又想拭擦掉酒精。

“好凉快。”我说。

她惊咋——她像小动物一样好惊咋，“痛死你啦，痛死你啦。”

我安慰——安慰得近乎于炫耀，“伤口没知觉了。要痛就是从里边炸，像爆炸。”

她手忙脚乱时大概是不怎么听人说话的，“我是笨蛋螃蟹八只脚，没一只长对地方的。我哥讲的。”

她说话带很重的川音，但实在是比要麻好听得多了。我只好在我的伤口上重拍了一记，拍得我自己都有点儿变色了，可她又惊叫了一声，于是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啦，我吹嘘着：“痛不怕。我就当它是长日本鬼子身上的。”

她开始赞叹：“你真厉害。我给我哥包伤，碰一下他就骂。他要有你厉害日本人早打跑了，我们回四川啦。等他回来